近日，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發布面向供應鏈金融的區塊鏈國際標準，由螞蟻集團牽頭，參與方包括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同濟大學、京東、騰訊和浦發銀行等。

　　在數字技術的國際標準制定下，中國產學研近年來“組團趨勢明顯”，中國企業正在擔當更積極的角色。在這個變化的背后，中國產學研合力配合、握指成拳的優勢愈發明顯。

　　(一)技術標準是大國技術話語權和影響力的實質性體現

　　數據顯示，2019年，全球47個主要經濟體的數字經濟規模達到了31.8萬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加量的41.5%；我國數字經濟的增加值占GDP比重也達到了36.2%，名義增速高于同期GDP7.85%。

　　面對經濟社會如此快速的發展態勢，在數字化轉型的背景下滿足產業發展對標準制定效率、使用方式等方面的需求，成為國內外標準化領域普遍關注的問題。

　　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原主席張曉剛曾說：“數字世界當中的規則不是由物理世界來界定的，而是由標準制定的。未來的數字經濟發展中，如果不能成為標準的主持者，就只能被動執行別人制定規則的游戲。因為數字技術標準的主導者一定是技術的引領者，一定是市場的控制者。”

　　在數字經濟時代，中國積極參與人工智能、云計算和大數據、區塊鏈等國際標準。以國際三大標準組織之國際電信聯盟ITU為例，我國專家和企業在包括大數據與區塊鏈、人工智能、物聯網和智慧城市等標準研究組擔任了多個重要職務，承擔了標準召集及推進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一代信息技術領域，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提速，數字技術賦能深入，越來越多的中國科技企業也積極參與其中。阿里巴巴、騰訊、螞蟻集團、百度等從2015年后開始陸續搭建團隊，并在數字技術領域中成功制定了多個國際標準。比如，螞蟻集團主導和參與制定了近40個國際標準，并在三大國際標準化組織的10余個工作組擔任主席。

　　(二)中國產學研跨界合作，組團出海制定國際標準

　　在這一輪數字技術的國際標準制定中，中國“產學研”跨界合作、組團出海，握指成拳的優勢更為明顯。

　　以人工智能為例，國際電信聯盟在2021年8月發布了全球“深度學習軟件框架測試”國際標準，由中國信通院和百度牽頭；在數據安全上，今年1月份，IEEE發布全球“隱私保護機器學習”國際標準，由螞蟻集團牽頭，聯合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北京大學、浙江大學、之江實驗室等單位一起歷時2年完成。

　　標準源于市場需求又引導需求發展，也來自產業實力。中國的技術標準要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需要大量實踐來驗證技術的先進性和可執行性。

　　比如，在云計算與大數據領域，我國有著豐富的應用場景豐富和廣泛的用戶基礎。以數據庫為例，國產自研數據庫OceanBase正是在雙十一大促的場景下磨練出來的，走在世界前列；在此應用場景的牽引下，打造了基于原創數據庫技術標準體系及產業生態。

　　面向消費者的提供的是服務，而不是技術本身。因此一個能夠標準化、產業化的應用，一定是需要各相關方協力配合的。產業共識是標準的核心，學術研究是標準的基礎，研究機構是標準的推動，在實際標準制定的過程中，產學研組團出海的態勢已經愈發明顯。

　　(三)我國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建設需持續投入

　　雖然中國在數字經濟時代，在國際標準制定上取得一些進展，但必須清醒看到，在國際標準制定上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因此，中國在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上，仍需要不斷投入：

　　首先，是技術、資金、人力資源等方面持續不斷的投入。一個國際標準從立項到最終發布，往往要2-4年時間，其中需要多輪辯論、溝通，起草等推動和研究工作。正因如此，每個技術標準的背后，都需要長期的技術投入、資金支持、以及固定的專業人才配置，這些都是打贏國際標準戰役必不可缺的硬實力。

　　其次，國際標準的制定需要多方、多點、多任務協同。在國際標準的全球競爭中，中國的參與者們有不同的優勢，需要進一步發揮科技企業的主體作用，與政產學研各界形成合力，打好配合，借助自身優勢實現差異化布局，盡可能多在更多標準的領域獲得話語權，爭取合作，獲得認可和支持。

　　最后，國際標準的制定需要強大的科技力量做支撐。標準的引領需要強大技術實力的支撐，需進一步加強以企業為主體的科技實力，依托標準構建強健的產業生態，形成技術、標準、市場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