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科技創新競爭超越產品和服務層面，演化為體系與生態之間的比拼，考驗的是全方位、體系化能力。科技創新治理正通過“源”“策”并舉，完善創新生態，增強創新策源能力。建“源”主要是運用合理的政策設計和制度安排，吸引和集聚人才、技術、資本、數據以及各種功能性資源，按照一定邏輯，推動形成科技創新的條件和基礎。其主要目的在于提升創新要素濃度，不過如果僅專注于此，可能會陷入“得子而不得勢”的被動局面。因此，還要合理施“策”，通過策劃和開展各類活動，積極謀劃生態位勢，將“源”所蘊藏的能量釋放出來。

　　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大科技創新基礎與能力建設力度，要素濃度和能級持續提升。其一，我國在大科學裝置建設方面跑出國際“加速度”，已在19個城市建成31個大科學裝置，還有不少正在加快建設。不過，目前策源性成果的產出效率和質量與大科學裝置的數量還無法匹配起來。其二，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超過1.1億人，穩居世界首位。但是，隊伍“大而不強”的問題依舊比較突出，戰略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和高技能人才較為匱乏。其三，我國近年來連續成功舉辦世界互聯網大會、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等高層次國際學術活動，引起全球科學界和產業界的廣泛關注。但是，在全球科技治理中，我國科學家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仍相對有限。

　　由此可見，建“源”固然重要，施“策”更為關鍵。在進一步提升創新要素濃度和能級的同時，要加力謀劃科技創新的生態位勢。

　　首先，要將大科學裝置的集聚優勢轉化為前沿科學領域探索的能量。借鑒國際先進經驗，著力提升大科學裝置的運行效能和服務能級。在此基礎上，依托這些裝置，策劃和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探索設立全球科研基金，吸引海內外英才，探索科學前沿議題，催生策源性研究成果。同時要進行更加主動的開放設計，賦能科技型企業快速成長，創造增量市場。

　　其次，要將科技人力資源的數量優勢轉化為科技創新突破的體系化能力。人才作為“第一資源”，其培育和成長離不開深度嵌入科學技術這個“第一生產力”的形成過程，以及創新這個“第一動力”的轉化過程。應當在探索基礎科學前沿、破解“卡脖子”技術瓶頸、鍛造“撒手锏”技術、組織顛覆式創新等方面設計更豐富的任務場景，加強有組織科研，讓更多人才在高強度的科研實踐中歷練成長，形成參與和組織大規模科研的能力，更快地脫穎而出。

　　再者，要將高水平國際學術活動轉化為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的長效機制。除了發揮其探索科學前沿議題、促成創新共識、發現和吸引海內外英才等作用之外，還要通過完善相關的機制設計，進一步放大其溢出效應，強化其在構建國際科技合作平臺、引進和培育國際學術組織、制訂技術標準和治理規則等方面的功能，推動科技創新領域更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謀劃科技創新的生態位勢，既要登高望遠，加強對國際形勢和科技創新趨勢的研判，更要胸懷“國之大者”，增進對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理解和把握，這樣才能將積蓄的治理勢能轉化為科技創新的強勁動能。

　　（作者陳強，系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上海市產業創新生態系統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