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是數字技術與傳統金融的有機結合，能夠有效拓寬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提升融資效率。2022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強調，有序推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提出“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優先行動，并明確了重點發展方向。本期邀請專家圍繞相關問題進行研討。

　　主持人 本報理論部主任、研究員 徐向梅

　　數字普惠金融增強群眾獲得感

　　主持人：數字普惠金融與傳統金融相比，具有哪些特點和優勢？目前發展情況怎樣？

　　尹優平（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副局長）：數字金融與普惠金融的融合形成了數字普惠金融。2014年10月，G20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與國際清算銀行（BIS）聯合舉辦閉門會議，首次對數字普惠金融給出了定義，即“泛指一切通過使用數字金融服務以促進普惠金融的行動。包括運用數字技術為無法獲得金融服務或缺乏金融服務的群體提供一系列正規金融服務，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務能夠滿足他們的需求，并且是以負責任的、成本可負擔的方式提供，同時對服務提供商而言是可持續的”。2016年在杭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由我國推動并參與制定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簡稱《高級原則》），是國際社會首次在該領域推出高級別的指引性文件。之后，我國積極支持G20歷任主席國推動出臺《高級原則》后續的實施指引和相關細則、案例，不僅對G20成員國的數字普惠金融相關政策制定產生了積極影響，也帶動了包括很多“一帶一路”成員在內的非G20國家采取行動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可以說，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已形成廣泛國際共識。

　　數字普惠金融具有共享、便捷、低成本、低門檻的特點，與傳統金融服務形成有機互補，有效增強了金融服務的普惠性，為提升金融服務水平注入了新的發展動能，提升了金融機構“能做會做”的服務能力。搭建數字化獲客渠道以及運用大數據推動破解了“能做”的問題：數字服務渠道突破了時空限制，使金融機構能以較低成本下沉服務、觸達大量分散的小微企業等普惠群體；大數據的綜合運用降低了銀企信息不對稱，使金融機構通過精準畫像更好識別客戶。智能化風險控制和數字經濟生態建設推動解決了“會做”的問題：模型、算法等運用推動了風險控制的線上化、標準化、智能化，有效提高了金融機構全流程風險管控能力；借助數字化技術融入場景、構建生態，讓金融機構更加貼近和了解客戶，一站式滿足客戶需求。

　　近年來，中國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引導金融機構深入推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著力破解普惠金融服務的難點、痛點、堵點，在拓展金融服務覆蓋面、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題、提升金融服務適老化水平、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模式，有效增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金融獲得感。

　　一是深入拓展城鄉金融服務覆蓋面。充分發揮我國居民銀行賬戶和智能手機擁有率較高的優勢，持續推廣普及和優化完善手機銀行、網上銀行等數字化服務渠道，切實方便了廣大人民群眾辦理金融業務；持續優化農村支付環境，推廣鞏固銀行卡助農取款服務，推進移動支付便民工程向鄉村下沉；實施金融科技賦能鄉村振興示范工程，打造近300個可借鑒、可推廣的惠農利民數字普惠金融樣板，推動更多金融資源高效配置到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穩步推進數字人民幣試點，探索發揮數字人民幣對于增強金融普惠性的推動作用；持續開展《銀行業普惠金融業務數字化模式規范》標準建設。根據世界銀行2022年6月發布的全球普惠金融調查數據，中國86%的受訪者使用數字支付，大幅領先64%的全球平均水平。

　　二是有力破解小微企業融資難題。金融機構通過大數據實現批量化獲客，通過數字化渠道和手段主動拓展客戶，高效觸達更多小微企業；綜合運用征信、稅務、海關、公用事業、社保等多維度數據，對企業進行精準畫像，無需抵押的信用貸款占比持續增加，特別是為信用“白戶”首次獲得信貸提供了有力支撐；重構信貸流程，利用數字精準響應、簡化手續、提升速度，較好滿足了小微企業“短、小、頻、急、散”的信貸需求；綜合運用風控模型和智能算法，推動風險控制的智能化、標準化，減少對人工干預的依賴。

　　三是日益適應老年人等群體的金融需求。圍繞老年人、殘疾人等群體的生理特點和實際需求，從開發設計、使用輔助、運營保障、流程優化等方面提出改造措施，指導金融機構提供差異化、定制化的數字普惠金融服務；運用數字移動設備延伸金融服務觸角，為偏遠地區、行動不便的人群上門或視頻辦理金融業務；大力推動數字普惠金融與交通、商超、醫療、公共事業等便民場景的深度融合，推動各類服務場景跨平臺互聯互通，有效滿足老年人等群體多樣化的需求；大力開展數字金融知識普及，幫助老年人等群體更好融入數字經濟和信息社會。

　　四是有效應對疫情沖擊。疫情期間金融機構創新推出無接觸式線上金融產品，降低了人員聚集和交叉感染風險；針對部分小微企業驟然面臨的經營困難、現金流緊張等問題，金融機構依托數字化手段，完善線上信用貸款、供應鏈融資等產品，并通過加快信貸審批速度、弱化抵質押擔保、展期和續貸等多種舉措，有效助力復工復產；數字普惠金融在疫情應對中被更多人民群眾接受和使用，并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在提供個性化、智能化金融服務方面展現出顯著優勢和潛力，在順應數字時代潮流和服務實體經濟中不斷煥發新的活力。

　　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

　　主持人：在解決小微企業融資問題上，各地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有哪些做法和成效？

　　貝多廣（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長）：數字技術已成為推動普惠金融發展的關鍵力量，在居民生活層面，支付，轉賬，購買保險、理財產品等金融服務變得非常便捷。此外，在助力實體經濟發展層面，數字普惠金融幫助大量缺乏信用記錄或“財務三張表”的小微企業及時高效地獲得了融資，滿足了其發展需求。

　　為了順應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滿足小微企業和實體經濟的金融需求，近年來，國有大行、股份制大行制定和強化了數字化發展戰略，探索組織架構、業務流程的數字化變革，大量投入數字基礎設施等，中小銀行也結合自身和本土的實際情況進行數字化轉型。

　　與此同時，數字普惠金融服務也從基礎的“線上貸款業務”逐步發展至以大數據和互聯網科技為基礎的、扎實的普惠授信、信用信息體系。銀行對于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布局也逐漸走向綜合化的數字普惠金融產品體系和風控體系。在突破技術限制等方面，還需要銀行、金融科技公司、地方政府和監管部門創新思路、推動合作來探索解決相關問題，體現出金融資源、科技資源以及管理規則相互配合的必要性。

　　隨著經濟不斷復蘇，小微企業、科創企業對于融資的需求會持續增加。多數地方都已意識到數字普惠金融是未來的發展趨勢，以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服務實體經濟和小微企業，并開始從單一的信貸服務逐步向保險、理財等多層面、多門類的普惠金融服務擴展。總結起來有以下做法值得參考和借鑒。

　　一是開發建設數字化平臺，支持普惠金融業務“一站式”集中辦理。數字技術能夠較好地解決普惠金融服務成本高、下沉難等問題，但是大量的小微企業長期缺乏信用記錄和財務信息，單憑數字技術也難以解決授信難問題。由當地政府和監管部門統籌，橫向打通工商、稅務等多個部門，縱向貫通國家、省、市、縣多個層級，打破金融服務的信息壁壘，為小微企業獲得授信提供強有力的信息補充。浙江省寧波市和臺州市在這方面行動較早。寧波市普惠金融信用信息服務平臺設計了信息查詢、線上對接、精準獲客、風險防控四大核心功能，對于獲客、授信、風控的全流程融資都有體系化的服務，覆蓋了該市129萬戶經營主體，已有2.33萬家企業通過平臺線上審貸渠道獲取貸款983.7億元。在此基礎上正在建設“甬金通”數智金融大腦，搭建金融服務云和風險服務云，匯集28個部門、118個數據目錄、2386個數據項，為金融服務提供數據支撐。臺州市從2014年就開始建立了金融服務信用信息共享平臺，重點采集了金融、法院、公安等15個部門81大類1100多項信用信息，覆蓋了60萬家經營主體。以服務小微企業著稱的臺州當地銀行也普遍反映，借助平臺可一次性掌握大量信息，使得貸前調查的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二是盤活農村生產要素，助力涉農小微企業成長。在特色種植和養殖業比較發達的地區，種植戶和養殖戶擴大規模而產生的融資需求一直是普惠金融服務中的難題。福建省寧德市結合當地特色，探索農村生產要素流轉，通過建制度、搭平臺等實現農村生產要素確權登記、價值評估、抵押融資、流轉處置全流程服務，有效擴寬抵押范圍，緩解農村經營主體貸款抵押物不足問題，幫助農村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資金。與此相似的還有成都的“農貸通”平臺，推動了農村隱形資源變顯形資本，引導金融資源與農村資本相對接，支持農村電商等廣大涉農經營主體和企業發展。

　　三是搭平臺幫助小微企業提高線上管理能力并積累經營數據。隨著服務小微企業的經驗不斷增加和金融健康理念的不斷倡導，各地無論是政府部門牽頭搭建的信息平臺，還是商業銀行建設的金融服務APP中，都開設有金融知識宣講、風險提示等相關內容，提升普惠群體金融素養，幫助消費者在獲得金融服務、滿足融資需求的同時，也能掌握更多金融和企業經營常識。例如，福建寧德福鼎開發了當地特產白茶的溯源數據平臺，不僅實現了白茶產業的溯源監管，還實現了白茶產業的便捷融資，借助白茶大數據溯源平臺的海量交易數據模型，導入茶農、茶青經紀人、茶企聯合體信息，作為白名單，給予信貸投放。

　　提升農村金融服務便利性

　　主持人：數字普惠金融在服務農村金融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

　　孫同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農村金融研究室主任、研究員）：數字普惠金融通過大數據、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繞過了農村金融服務的一系列障礙，為金融機構解決了獲取信息和評判風險的難題，對于農戶來說，起到了增加家庭信用資產、提高信貸可得性的作用。

　　在信貸市場，金融機構的信貸決策需要依靠能夠獲取的信息，從而對借款人還款能力和意愿作出判斷。面對農村客戶，金融機構一般難以獲取足夠的有效信息來做信貸風險評估，需要借款人提供足夠的償債擔保，但農戶常常缺少可供抵押的擔保物。對此，過去金融機構通常會進村入戶，收集農戶家庭生產生活、社區交往等信息，即所謂的軟信息，評定“信用戶”“信用村”，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信用評級，開展金融服務。傳統的農戶信用評價對推進農村普惠金融是一種有效的方法，但線下信用評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同時為了保證信息的有效性，需要對信息持續更新。因此，這樣的信用信息系統更新成本很高，難以長期有效維護。

　　現在，數字普惠金融依賴各種信息渠道，通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能夠更準確地賦予農戶家庭信用價值，降低其獲取信貸服務的難度。首先，依靠涉農政務數據，能夠對農戶家庭的人口、就業、農業生產規模、收入狀況等作出較為精確的畫像。其次，利用物聯網技術及時獲取農戶生產狀況信息，對其生產風險和預期收入進行判斷。再次，利用農戶線上社會行為等信息對其信用水平進行判斷。可見，通過數字技術，金融機構可以得到更多硬信息和軟信息，并將軟信息“硬化”，幫助其對農戶進行精準信用畫像，對其進行信用評級和授信，提供金融服務。

　　目前我國各類開展農村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都在進行數字化轉型，數字普惠金融服務模式也多種多樣。例如，網商銀行與縣域政府合作，將農戶可公開的數據資源，如農村土地確權、種植情況、農業補貼等進行共享，運用數字技術為縣域農戶建立起專屬的數字化風控模型，使農村用戶有了更精準的數字畫像，為其授信，開發出針對農戶的免擔保純線上信用貸款。截至2022年末，網商銀行已為全國2239萬縣域農村客戶提供了數字信貸，并與全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230個縣域簽約合作。網商銀行還探索利用衛星遙感技術及高光譜識別技術，觀測和分析農作物種植和生長情況，實現“農戶—地塊—作物”三要素的匹配驗證，為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提供更便捷的數字化信貸服務。截至2022年末，網商銀行已為100多萬種植大戶提供了信用貸款。

　　除了科技銀行之外，傳統的農村中小銀行也在進行數字化轉型。他們利用已有網點和業務人員等線下優勢推進信貸業務數字化發展，通過收集農戶信息，開展信用評級和授信，并通過自有或第三方金融科技平臺將審貸至放貸等業務環節移到線上，大大提升了服務效率和客戶體驗。國有大型銀行也與政府和行業企業合作，利用自身強大的金融科技優勢進入農村金融市場。例如，農行開發了“惠農e貸”“農銀e貸”等產品體系，建行開發了“裕農通”普惠金融服務平臺，郵儲銀行開發了“郵e鏈”涉農產業鏈金融服務平臺，都大大推進了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

　　2021年農業農村部推出“農業經營主體信貸直通車”農村金融服務平臺，通過收集全國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高素質農民、種養大戶、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農業企業（含國有農場）等各類農業經營主體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金融服務需求，打造“主體直報需求、農擔公司提供擔保、銀行信貸支持”的數字化農貸模式，將“政銀擔”合作模式數字化、線上化。經過近兩年實踐，該平臺已累計服務了80萬農業經營主體，相關金融機構授信32萬筆、1034億元，平均綜合成本僅為4.55%。該平臺的一大優勢是通過數字化手段提高了信息更新速度與準確性，通過“代建代管、共享共用、可用不可見”的方式，鼓勵金融機構附加數據到平臺，開展數字普惠金融服務。

　　完善監管體系推動創新發展

　　主持人：我國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有什么實踐經驗？未來還需要從哪些方面著力？

　　張偉（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從近幾年實踐經驗來看，我國聚焦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和民生領域，著力推進數字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為全球普惠金融發展貢獻了中國經驗。

　　一是堅持政府引導，數字普惠金融頂層設計日臻完善。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明確提出，要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加普惠、綠色、人性化的數字金融服務。2022年，中國銀保監會發布《關于銀行業保險業數字化轉型的指導意見》，明確要鼓勵銀行保險機構利用大數據，增強普惠金融、綠色金融、農村金融服務能力。金融管理部門積極落實各項決策部署，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動數字技術在普惠金融領域創新應用。

　　二是堅持便民普惠，金融服務的覆蓋面日趨廣泛。相較于依靠傳統方式，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數字化技術降低服務成本，突破時空局限，服務于此前因偏遠分散、信息不對稱而很難獲得金融服務的長尾客戶，整體提升了金融服務可獲得性，滿足各類人群差異化、個性化金融需求。截至2022年末，人民幣普惠金融領域貸款余額32.14萬億元，同比增長21.2%，比各項貸款高10.1個百分點，其中，農戶生產經營貸款余額7.83萬億元，同比增長14.5%，全國脫貧人口貸款余額1.03萬億元，同比增長13.1%。

　　三是堅持守正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日益多樣化。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堅持守正創新，借助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帶來的機遇，利用數字化平臺和手段，推出的數字普惠金融產品和服務已經涵蓋普惠支付、網絡小貸、在線供應鏈金融、財富管理等領域。例如，有金融機構利用互聯網技術，開發“線上+線下”雙線融合的普惠金融產品矩陣，也有金融機構通過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等科技手段對放款模式、審批流程等各環節進行創新優化，推出在線秒批貸款產品，形成多樣化數字普惠金融生態。同時，金融機構堅持風險可控原則，將過去依靠傳統抵押擔保物、人工干預的風險控制模式轉為依靠大數據智能風控模式，不斷探索出風險可控的金融產品與服務，為數字普惠金融商業可行性、可持續性提供了基礎支撐。

　　四是堅持人民至上，數字金融消費者保護日益增強。適應數字化浪潮下金融消費的特殊性，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實施辦法》從行為規范、信息保護、爭議解決、監督與管理機制、法律責任等方面對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工作進行了全面規定，明確了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針對數據保護、信息安全等相關監管措施和處罰事項作出規定。通過建立消費者權益保護部門，制定實施金融教育、保險賠付等工作措施，從源頭上保障消費者隱私和數據安全，同時設立投訴部門，完善金融糾紛協調機制，避免數字化轉型糾紛風險以不合理形式轉嫁和傳導給金融消費者，尤其是長尾客群。

　　近年來，數字普惠金融日益成為金融持續發展的重要方向，大數據、云計算、機器學習、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化技術提高了金融服務的便捷性、可得性和覆蓋范圍，數字普惠金融受眾群體更趨多元化，產品創新和服務效率不斷提升。與此同時，我國數字普惠金融在法治和監管體系建設等方面還有待加強，可從以下方面著力。

　　完善建立數字普惠金融法律和監管體系。在已出臺的《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基礎上，針對數字普惠金融出臺具體法律法規，明確隱私保護、數據安全、交易機制、價格機制等方面的基本法律原則，借助數字技術不斷完善現有監管框架，確保數字普惠金融能夠真正惠及消費者，讓數字技術與普惠金融發展實現良性互動。

　　平衡好數字普惠金融創新發展與風險防范的關系。將數字技術與普惠金融、綠色金融、供應鏈金融進行融合創新，提高金融服務效率和質量。此外，通過提高風險監測水平、完善信息披露等機制，依法合規對各類創新產品、創新業務、創新應用進行管理，及時取消不正當和非法金融創新活動，保護普惠金融信貸雙方尤其是相對弱勢長尾客戶權益。

　　提高數字基礎設施生態系統的建設水平。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依賴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金融機構尤其是中小金融機構需要在數字化轉型中平衡好外部合作和內部研發、短期投入與長期價值的關系，在自主可控、數據安全、模型有效性等方面持續提高研發能力，提升核心技術國有化建設水平，圍繞實體經濟金融需求，量身打造特色產品，提升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度。

　　不斷提高消費者的金融能力和金融素養。金融部門和教育部門要加強數字金融素養基礎評估研究，采用“線上+線下”結合方式，對各類客戶尤其是長尾客戶，加強數字金融知識普及教育。同時，金融部門要積極加強數字金融相關產品風險提示，可借助各種信息技術融合手段，及時對詐騙信息、過度營銷、不實宣傳等風險產品進行預警，從而及時、精準保護金融消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