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地區已認識到，發展農村寄遞物流是民生工程，更是產業之基。然而末端利潤微薄，成本高企，在政策紅利驅使下，出現快遞“進村容易、駐村難”現象，增強造血能力依舊是農村寄遞物流建設必闖的難關。

　　剛過去的這個春節讓湖北省監利市周老嘴鎮陳陀村的快遞員劉明忙瘋了。春節貨太多，劉明的私家車也被征用了。見到劉明時，他剛從縣城拖貨回來，小汽車后座上還鋪著塑料袋，用一半的膠帶、瓦楞紙散落一地。憑取件碼取快遞、寄年貨的村民們每天都要給劉明家門口造成好幾次交通堵塞。

　　城市下單、老家收貨已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年貨新習慣。國家郵政局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累計建成990個縣級寄遞公共配送中心、27.8萬個村級快遞服務站點，每天有一億多包裹在農村進出。一到春節，返鄉游子成了農村網購主力，大大小小的包裹傳遞著親情和鄉愁。

　　硬幣的另一面是縣鄉村三級末端服務能力不足，發展情況不均衡，基層網點依舊無法滿足需求，派送成本高、可持續性差等問題一直拖累著快遞進村的步伐。實際上，老鄉們買得火熱，農村快遞從業者卻大都難掩愁容。江陵縣共配中心負責人擔憂“若政府補貼減少如何維持運營成本”，鄉鎮快遞員王子雄郁悶“貨量越大利潤卻越攤越薄”。而農村服務站點大多從未想過僅憑快遞收入生存。

　　村級站點：“做快遞是為便民和引流”

　　劉明從2013年就開始接手陳陀村的村級快遞代理。那時候村里網購的人還不多，為了一天幾個貨，他都得騎電動車跑到20多公里的縣城去。2013年底農村網民人數為1.77億，農村互聯網普及率達到27.5%，與當年城鎮62%的互聯網普及率相比差距不小。

　　“現在的村民喜歡網購，連牙刷牙膏都懶得去超市買，要到網上買了。”監利是中部地區人口大縣，常住人口達120萬，幾十萬返鄉大軍是網購主力。“空氣炸鍋多起來了，我就知道在外的老鄉都回來了。”村民們網購的種類從生鮮水果、大小家電、日用消費品無所不包。2022年6月我國農村網民規模2.93億，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58.8%，網購已成為越來越多村民們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

　　由于從業時間長，劉明的村站點在附近的村子中很有影響力，無論是寄件還是派件，劉明的貨量在村級代理內都可謂“一騎絕塵”。“派件最多的時候一天能有2000票，平時寄件我的電商件加村民的也有1200票左右。早上剛打包寄出了150斤香腸和100斤草魚，都是客戶團購的。春節期間，鮮活的鱔魚、泥鰍也走俏。”

　　十年間，劉明從沒放棄過快遞生意，但他的盈利主業早已變為電商和家電。不為一件幾毛的派送費，劉明看重的是快遞聚人氣、引流帶來的隱形收益。“因為做快遞時間長，朋友圈就比較廣，微信加的多積累的客戶也多，還特別精準。”在劉明這里購買土特產大部分都是在全國各地工作的老鄉，其中很多都曾在過年回家時來他這里取過快遞。

　　“幾乎是同時，剛開始做快遞就順便做代買代賣農特產的生意了。”劉明回憶自己最早期是類似微商的經營模式，村子里在外務工的人多，加上取件人微信后，就常遇到在外的村民想吃家里的土特產，又免得麻煩自己的父母，就直接在他那下單，他再去農戶家里收購寄過去。現在劉明的手機里積累了十幾個固定的收購群。

　　在外打工的年輕人想給家里老人裝空調，也會找到劉明，送貨上門包安裝，一臺能賺100多的“辛苦錢”，比單干快遞劃算得多。“我們家電銷售比如空調可不亞于縣城的經銷商，一年能賣480多臺。”

　　從2013年到現在，存放快遞的場地都是劉明自己家的農家院，寄貨打包在前，取件在后。旺季時包裹一直塞到伙房跟前滿滿當當，記者去的時候，劉明的妻子李芳芳正忙著用頂叉懸掛需晾曬的臘魚。冬季賣臘肉、黃鱔等年貨，夏季賣蓮藕、蓮子和小龍蝦，再加上家電生意，能讓劉明夫妻倆忙碌一整年。

　　不過經營村站點并非易事，不是每個村站點都有一對劉明夫妻。曾在江陵縣參與電商扶貧項目、負責調研村站點工作的陳軒分析，如今的村網點已經歷過多次淘汰洗牌，還能存活的，大多都是疊加了其它業務如電商、小賣部、修理店、農資店、助農取款農村金融業務等，以綜合服務站的形式經營。

　　過去曾有不少村站點是依靠國家對農村電商的支持建立的。2015年11月審議通過的《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加大“互聯網＋”扶貧力度。實施電商扶貧工程。從2016年前后開始，各地開始依托電商扶貧的資金幫助貧困村的貧苦戶建村站點，發展快遞寄收業務是村站點其中一項功能。

　　“免費提供電腦設備、光纖入戶、技術指導、對接貨源、包裝、快遞資源等，幫助貧困戶開啟電商新事業。”陳軒回憶，當時建村站點的門檻很低，有資質的村民幾乎能零成本參與，但要穩定經營卻很難，對個人責任心、綜合素質要求很高。“站長得懂操作系統，熟悉村民，處理投訴。錯件、漏件及產生投訴都會先找到村站長，處理不好可能罰款比賺的還多，自然也淘汰了一批站點。”

　　近些年郵政行業法律法規的健全和執法力度加強，也讓一批違規收費、經營不善的網點紛紛關閉。2017年頒布的《郵政普遍服務》改變了原來普通包裹只投遞包裹單，由用戶自行領取的方式，規定城市地區所有包裹、農村地區5公斤以下包裹全部按地址投遞到戶或村郵站。2018年頒布的《快遞暫行條例》明確規定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應當將快件投遞到約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當面驗收。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有權當面驗收。

　　曾經中西部村民到民營站點取快遞需支付一定費用，特別是在山區等交通不便的鄉村，違規收費曾是部分網點盈利的重要來源。從2019年開始，郵政管理部門多次對未按址投遞、農村地區違規收費現象進行集中專項整治。禁令之后，鄉村站點想要增加額外收益就必須依靠綜合業務。

　　“農村快遞物流成本相對城市地區要高一些，這就需要加大農村快遞物流、電商、交通、供銷、電信、金融等領域的融合發展力度，推動資源共建共享共用，擴大業務來源，將快遞帶來的流量就地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收益。”國家郵政局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王岳含認為，要加大“一點多能”的村級綜合服務站建設，由于具備復合經營能力的農村人才還不夠多，未來還要加強農村電商物流人才教育培訓，提升末端網點經營者的能力水平，推動末端網絡可以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鄉鎮網點：“派件越多虧得越多”

　　“在農村，比起雙十一，年貨節的快遞量才是最高的。在外打工的、做小生意的、讀書的都回來了，常常是人未到快遞先到了。”湖北監利龔場鎮快遞員王子雄告訴記者，春節前一個月每天都有將近6000票，比平時多了兩三倍。他每天早上7點開門，一直干到晚上12點多，還額外請了8個寒假工，每天像上了發條一樣，腰都直不起來，還是很難跟上老鄉們“買買買”的手速。

　　據監利郵政業發展中心負責人介紹，平時淡季每日進監利的快遞在10萬票左右，旺季接近20萬票。年貨節的貨量增加猛，體積也更大更重。而派費是按件給，裝載量低將導致運輸成本上升。“現在我們車廂長九米六的車只能裝5000票，比起淡季夏天的7000-8000票少了將近一半。”監利市聚惠快遞公司經理表示，年貨節期間發往鄉鎮的快遞占了總數的三分之二。

　　見到王子雄時，他正一手拿著掃件的儀器，一手抱著快遞，坐在一張30公分高的小板凳上，被塞得滿滿的貨架左右夾擊，前后還堆著需要清整的快遞，看起來像陷在快遞堆里。

　　春節期間走親拜友的多，不少人的快遞都很難及時取走。取不走的快遞只能免費暫存在王子雄的貨架。“平時我基本上就用這前面一小間，三分之一，其他架子全部都是空著的。”一年多以前他搬到這，王子雄特地選中這個大場地，就只是為了春節前后這差不多20天。“我這邊場地還比較大，還能勉強運轉，有的鄉鎮的快遞點，不是他不想干，是干不過來了。前面的還沒分完，后面的貨又來了。”

　　王子雄這段時間每天都感覺被無形的壓力催著。“每天必須得干，如果說每天不把它干完的話，貨物就容易積壓，一積壓，什么延誤費、催件的罰款就都來了。”時效性與王子雄的收入息息相關。總部會規定指標，再層層下派，從荊州到監利再到鄉鎮，都會有不同比例的簽收指標，一般需要當天簽收率達到百分之八十才能正常結算派費，不然就可能會被扣一定比例的錢。

　　單靠派件費無法支撐現在的成本開銷。因為派送件多了一倍，王子雄請的操作工、運輸費也相應翻倍。王子雄給記者算了一筆賬：高峰期每天按5000票算，減掉短信費，每件派送費只有5毛，一天能到手2500元。但每天21個工人，每人平均100元/天，運輸費500元，外加近期“取錯、投訴、破損”等產生的高額罰款，成本已經遠超收入，出現派件越多，虧得越多現象。

　　末端低利潤是全國普遍存在的現象，在中西部非快遞產糧區表現得更為突出。甘肅成縣郵政分公司經理尤志民坦言，即便該縣是西部有名的電商縣，“大部分農村地區還是從外面網購的多，而把村里的好貨賣出去的少。滿車下鄉，空車回也時而有之。”

　　與民營快遞不同，除部分邊遠地區，我國郵政系統依靠鄉郵員很早就實現了報刊、信件到村通郵。運營成本由各級財政和郵政公司承擔，根據《2021年度郵政普遍服務監管報告》，2021年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為郵政普遍服務和特殊服務安排支持資金合計約43.86億元。郵政普遍服務是保障國家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性安排，是中國郵政的主責，“不以盈利為目的”。不過絕大多數電商件并不屬于這一服務范疇。

　　王子雄懷念2019年剛成為中通龔場鎮代理的日子。“那時候比較輕松”，他只用去縣城拉一家快遞的貨，每天的量也少，僅200多件左右，不用雇人，基本上自己一個人就可以全部干完，忙的時候叫上有寒暑假當教師的老婆一起干也夠了。當時派費也高，一件能有9毛。后來他拿下了好幾家快遞公司的鄉鎮代理，原以為貨越多，賺的會更多，卻沒想到派費一路下跌，雇的人也越來越多，利潤卻越攤越薄。

　　比起派件的虧損，王子雄主要靠攬收也就是寄快遞盈利。寄快遞每件除開包裝、上交公司的費用，一件能掙好幾塊，但今年與往年相比要少的多，還主要以退換貨為主，每天僅一百二三十票，是派件的五十分之一。前幾年因為疫情，回鄉過年的人少，派件量也少，往城里寄香腸干魚臘肉等地方特色農貨的多，幾乎每天從早到晚都在打包。“今年因為疫情解封嘛，人全部回來了，往外面寄的自然就少了，“好日子很難再復刻了。”

　　不少農村快遞從業者表示，派件量陡增對他們來說并不是好事，最重要的是維持盈虧平衡。人工、運輸成本上升導致運營壓力加大，超負荷運作更容易“出錯”致使投訴、罰款增加，影響消費者體驗，形成惡性循環。在快遞微利化趨勢當下，網點老板們也得轉變經營思路、精細化管理。

　　王子雄也考慮過做電商，在派件量少的淡季，他會在微信朋友圈賣土特產。憑借鄉鎮快遞代理的身份，他能拿到優惠的寄件價格，只是派件量一大就騰不出精力干了。

　　縣級共配：“勉強維持”和造血不足

　　7點10分，天還未亮，在湖北江陵郢都物流中心，自動化分揀機器就已開始運轉。在與進入縣城、鄉鎮街上的快遞完成區分后，來自11個快遞公司共9000個進村快遞都會匯集到一起進行統一分揀，接著由人工按不同行政村對應的地址編號進行細分。當天中午分完后，就按20多條線路向99個村級服務站出發，保證當日配送到村。

　　2019年前后，為應對末端成本高企困境，共配模式開始在全國縣域遍地開花。共用流水線，統一使用三段碼，整合運輸線路，以節省場地租金和人工。“加快完善縣鄉村電子商務和快遞物流配送體系，建設縣域集采集配中心，大力發展共同配送”也被寫入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

　　“村級網點全覆蓋，即便是年貨節高峰期也能實現當天分揀當天送達。看了全國很多地方，在中西部縣域共配中心能做到我們這個程度，我敢說幾乎沒有。”江陵郢都供應鏈負責人彭輝頗為自豪，然而他也對共配中心的未來還有不少擔憂。

　　彭輝坦言，目前中心是“勉強維持”運營的狀態，“未來政府一旦停掉或者減少補貼，減去給村網點的，僅憑各家快遞公司給的每件3毛的派件費，我們很可能沒法繼續運營進村的快遞。”《江陵縣打通農村寄遞物流“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試點工作方案》顯示，2022年江陵縣財政安排資金對運營公司給予補貼，補貼標準每年不超過80萬元。

　　依靠政府補貼可持續性弱，這幾年彭輝團隊試過不少增強造血能力的辦法，比如向快遞公司收取進村派件費彌補中心運營成本。彭輝回憶起，剛開始提出要各快遞公司承擔運營費用時阻力不小，光與各家縣級快遞代理談判就持續了一年多。縣級共配中心要想穩定運營，處理好各級快遞品牌代理之間的利益至關重要。

　　為增加收入來源，彭輝還構思過給村里的超市、小賣部供貨，多掙一份配貨錢。不過他很快發現配貨需要掌握更多供應鏈渠道的經驗，跟快遞網絡不是一回事。“想當然覺得反正要進村送快遞，順便也幫這些店運輸采購貨物，但是貨架上的食品、日用品五花八門，背后可能都有不同的供應商，外行想搶他們蛋糕沒那么容易。”

　　為減少與鄉鎮代理的利益沖突，同時提升配送時效，彭輝團隊選擇繞開鄉鎮分撥環節，直接將快遞從縣城配送進村。江陵面積小、行政村少且較為集中，各個村到縣城距離不超過半小時，這是快遞能從縣中心直達村服務站的先天優勢。

　　不過這個辦法也并不適合所有縣。相比之下，它的鄰居監利轄內最遠的白螺鎮離城中心車程超過一個半小時，路遠貨少，如果不經過鄉鎮分撥直接從縣城進村，運輸成本可能更高，進村動力不足導致配送效率反而得不到提升。建好縣級公共配送中心的核心在于找準適合本地實際的縣級共配中心運營體系和運營模式，江陵的做法很難照搬。

　　實際上，江陵能實現快遞百分百進村有許多“特殊性”。80萬的政府補貼能讓江陵的共配中心勉強維持，但對人口大縣來說則是杯水車薪。年貨節高峰期，江陵縣總進港量在3-4萬件，而監利市總進港量將近20萬件，監利進村快遞的總成本和總收入之差遠大于江陵。監利郵政業發展中心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如果要對監利進村快遞進行運營補貼，像江陵那樣的80萬遠遠不夠。

　　同樣嘗試過進村共配模式的監利，遇到了更復雜的造血難題。2021年由食天下運營的監利鄉村物流配送專線正式開通，原計劃升級改造23個鄉鎮級服務站、197個村級服務點輻射全域323個行政村，實現小件進村，大件到戶。不過出道即巔峰，到今年春節食天下合作的村級站點和進村派件量已逐漸萎縮，時效也變慢，從當日達變為次日達。為了保障快遞進村工作深入推進，除了食天下，監利郵政業發展中心還促成了多種合作模式，其中“郵快合作”61家、“快快合作”32家。

　　“虧本運營，公司燒不起錢了，這個項目主要依靠‘國家電子商務進農村示范縣’的財政補貼，但是政府項目都是企業先墊資，做出一定成績后再發放補貼，如今我們錢快花完了，合同也要到期了，正逐漸砍掉一些業務來縮減成本。”食天下原進村物流負責人王德軍形容該項目是“純公益”性質，“不找消費者、站點、快遞公司收一分錢。”

　　王德軍稱，運營初期每天運營成本是2800元，外加前期投入的村級站點一整套設備，包括門頭、電腦、貨架、電視、系統，以及相關操作培訓都由公司承擔，各站點只需交500元押金就能開工。“在配送這塊，公司幾乎沒有進賬收入。”

　　“我們曾與快遞物流公司談判，希望他們能承擔部分派送費用，給我們更低的寄件折扣，但一直沒談妥。”王德軍認為，一旦快遞市場盤子大，參與的加盟商、代理商將更多，各家之間要想達成利益分配共識也更難。

　　王德軍感嘆就這么放棄實屬可惜，“村民的網購需求只增不減，村級綜合服務網絡也已鋪好，站點硬件設備都配齊了，也培訓了一批運營人才，沒辦法甩手。”財政補貼還能繼續申請，但造血能力依舊是未能繞開的難關。

　　興建物流產業園也是一種共配的探索。2016年，甘肅成縣順通物流園承接國家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縣項目，搭建縣鄉村三級物流體系，對于入駐園區的快遞物流企業，實行統一管理、統一服務、統一定價，使成本費用下降達60%，農村至縣城期間運輸免費。負責人葉彥強向記者表示，快遞進村業務并不賺錢，目前出租倉儲場地、化零為整的零擔貨運等業務才是物流園的盈利點。

　　“目前，末端共配在網絡布局規劃、場所標準化規范化建設、信息系統互聯互通、物流技術裝備應用等方面仍有待改善。”王岳含表示，共配合作是否能持續運營，選擇適配的經營模式與合作方式，平衡各方利益訴求，做好成本控制，規避潛在經營風險都至關重要。

　　結束“內卷式”競爭和全新商業模式

　　“寄到縣城包郵，寄到離縣城五六十公里的村里還包郵，到村的派費比到城里還低，你說這合理嗎？”江陵縣韻達公司加盟商蔣代軍回憶，正是從2017年快遞行業打響價格戰時，自己的利潤就一路下跌，“用低于成本的方式搶市場份額，整個行業都不太正常”。

　　問題暴露在末端，但實際產生于前端。快遞業多年的價格戰客觀上促進了電商業的飛速發展，但給自身行業帶來了不小風險，并層層傳導至末端。蔣代軍認為，電商發達的地方快遞企業已陷入“內卷式”競爭，產糧區價格戰年年打，運輸的各個環節都需要扣除費用，末端派費也只能一降再降。而在電商欠發達的地區，往往派件量遠大于寄件量，快遞公司依舊用較高的寄件費以應對派件虧損維持基本利潤。

　　物流與電商的發展是相互依存的。較高的物流成本加重了當地中小農村電商經營者的負擔，客觀上阻礙了它們繼續發展壯大，有的甚至用腳投票離開鄉村，反過來減少了末端快遞客戶量。“像我們這有的做熱干面、小龍蝦的企業，發貨量大的時候，直接自己找車運到武漢，跟省一級的快遞公司合作，直接走飛機或者高鐵，保證時效甚至成本還能更低。”眼瞅著自家電商件越來越多，村級站點的劉明也開始加盟中通冷鏈，他坦言為了更低的成本，投資冷鏈也是“被逼”的。

　　近年來，行業主管部門和業內也一直有穩住派費，合理定價的呼吁。2022年在全國郵政管理工作會議上，國家郵政局提出未來要重點實行“三分”政策，推動成本分區、服務分層、產品分類。在2022年11月《快遞服務》國家標準（征求意見稿）中，也首次提出企業可根據產品種類、服務距離等因素，科學測算成本，以快件收寄地所在縣到寄達地所在縣為基本單元，向用戶公布服務時限和服務價格。該征求意見稿中，也明確提出，快遞服務產品按不同維度可分為按城鄉區域，分為城市件、農村件。

　　快遞產糧區也開始從監管層面介入價格戰。2022年3月施行的《浙江省快遞業促進條例》提出，快遞經營者不得以低于成本的價格提供快遞服務。為了行業長期健康發展，快遞價格需要回歸它本來的成本曲線。

　　“引導快遞企業根據不同區域服務成本合理化差異定價，豐富完善產品服務體系，能在更好滿足消費者多元需求的同時，提升企業盈利能力，穩定末端網絡。”王岳含表示，對電商業也需要引導電商平臺和快遞企業加強系統對接，引導電子商務平臺逐步實現商品定價與快遞服務定價相分離。

　　2023年劉明一家又開始了新創業。站在才剛動土不久的8畝黃土地上，伴著修理工人來往三輪車“突突突”的陣陣隆響，劉明講得興致高昂，左右手來回比劃，“左邊是線上線下一體的電商超市，中間是直播孵化基地，右邊是分揀中心，未來讓快遞、銷售、收購、打包、發貨一體化……”搭載商流、物流、信息流的村級綜合站可能正孕育著潛力無限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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